饶漱石考虑了一会,想了想问道,“真得有这样的必要吗?”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句话说得虽然很对,但并不完善,还应该加上一句,战争一旦爆发,就有其自身的法则,而能够掌握并利用这个法则,获得胜利的人,并不多,这需要天分,必须充分尊重指挥员,给予他们足够的权力!”
说到这里,谷雨严肃的说道,“饶漱石同志,随着北方中央局的盘子越来越大,你以后也必然有独当一面的时候,你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给予指挥员足够的自主权!”
说完之后,谷雨并没有说话,而是沉默了一会,接着说道,“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南方几个苏区,中央派出了一个又一个干部,以加强领导的名义坐镇苏区。
从组织原则上说,对各个苏区加强管理是对的,但中央派出的干部,其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未必胜任工作。
一旦他们对各苏区的创建者指手画脚,胡乱插手,这个不行,那个不对,那将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个不小心,南方革命就会遭受到重大挫折。”
说到这里,谷雨停顿了一下,叹了一口气,“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许在国际一些同志眼里,我们北方中央局就是一朵玫瑰,看着鲜艳无比,芬芳扑鼻,幽香醉人,一不小心却会扎了一手刺!
老饶,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充分证明自己,要尽量争取每一个胜利的机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这样等到南北两个中央局汇合,形成新的中央时,我们才有真正的话语权!
中国革命才会走上正轨!”
说完,谷雨站起身,拿着电报,晃晃悠悠的离开,看着他的身影,饶漱石的脸色微微有些变幻,陷入到深思当中。
对于谷雨近期所作所为,北方局高层都心知肚明。
除了谷雨的政治路线得到了他们一致认可以外,还不乏个人前途的考虑。
谷雨进入政治的巅峰,他们这些和谷雨一起打拼的同志,自然也会迅速进入党的决策层,水涨船高的道理,大家都懂。
随着北方革命的顺利开展,中国革命很快就要进入到高速发展期,也许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实现在一个省或者几个省的完全胜利。
眼看着胜利越来越近,大家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事实上并不奇怪,谁不愿意成为开国元勋呢!
再说了,谁也不比谁差,凭什么那个位置你能做,我做不得,要是中央同志都如同谷雨那样,具有远见卓识和出色的才干,大家也心服口服,但一些人明显不是那么回事嘛。
绝大部分坐飞机上来的同志也就那么回事,能稳定住局面就不错了,大部分都眼高手低,甚至是帮倒忙,凭什么他们可以骑在我们的头上,得意洋洋的指挥来,指挥去,难不成苏俄镀了一层金,他们就有了金身不成?
同样是中央过来的干部,武怀让得到认可,殷鉴和杨尚昆却不受待见,就在于此,你表现出来能力,大家就认可;表现不出来,没有足够压制别人的本事,才不配位,别人就不服气。
革命时代,有没有能力立竿见影,殷鉴就是典型的例子。
他这个副书记,负责宣传工作,可就是把握不好抗日宣传和阶级宣传的尺寸,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殷鉴总是判断不好,谷雨很不满意,连续好几次打回了他拿出来的东西。
最后谷雨不耐烦了,北方局开会研究了一下,成立了一个北方局宣传领导小组,谷雨亲自担任组长,陈云、饶漱石、殷鉴、李铁夫担任成员,李铁夫担任办公室主任,同时兼任宣传部副部长。
按照党内分工,李铁夫实际负责负责宣传系统各类关键稿件的审核,殷鉴则专注宣传部和华新社的日常管理工作,这才把宣传体系理清楚。
问题是谷雨这么一番操作之后,李铁夫变成了实际上的宣传部长,殷鉴这个负责宣传工作的副书记,反而变成了常务副部长,他这个副书记又有什么威信可言。
殷鉴本人连续碰壁之后,事实上也很尴尬,不过当他把注意力放在执行工作上,却干得相当不错,他做事细心,不管是新华之声,还是新华日报、北方日报等都发行的很好,基本没出什么纰漏,大家也都挺满意。
一来二去,不管是谷雨,还是其他同志,甚至他自己,都知道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了,故而所有人都觉得他专任新华社社长比较合适,当然了,另外还需要给他安排一个政治上更加敏感的总编辑,负责稿件审核。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是殷鉴,能够到自己的位置,有的甚至骄横跋扈,这段时间不乏被谷雨调整的,出了这样那样的事情后,北方局的高级干部对中央空降过来的干部,往往会打一个问号。
作为一把手的谷雨,对这些新来的干部,虽然非常友好,尽可能帮助他们立足,但作为方面负责人,他同样不安分,他的一些动作显得相当叛逆。
北方特殊论是一次,借河北省委出事,反对中央的白区路线是第二次,他这个一把手都这样,中央和一些领导干部的权威自然没办法树立,北方局很多同志认得只是谷雨,至于远在天边的中央和那些传说中的人物,很多人根本不在意。
而且这两次斗争,第一次谷雨赢了,这一次事实上谷雨也赢了,国际被迫把河北省委划给了北方中央局,又让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前往中央苏区,而且明言召开五中全会的机会不成熟,这也就意味着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南北两个中央局打擂台的局面。
这种情况下,中央在北方中央局到底有多少威信,真得要打一个问号,但在这个接近巅峰的时刻,谷雨并没有欣喜,反而忧心忡忡,饶漱石知道,这和国际的处理方式很有关系。
国际并没有认可他对中央白区路线的看法,在给他放权的同时,又给北方中央局安排了三位同志,这事实上就是一种极不信任的表现。
国际这一次援助的武器,四路军最希望得到的重炮和炸药并没有提供,反而给了一堆轻武器,这些轻武器也不是完全援助,而是半卖半送,这里面同样意味深长。
谷雨把自己评价为扎刺的玫瑰,意思太明显不过了,他认为国际对他是用而不信,为什么会这样?
自然是因为谷雨站在中国和中国党的立场上,对国际认可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提出了质疑。
明明事实已经证明谷雨说得做得是对的,成就也是巨大的,为什么国际就是不愿意认可他的做法?
这就太反常了!
难不成国际认可的东西就是祖宗家法,碰都碰不得?
提提意见都不行?
国际又不是神仙,不管对的错的都要听?
哪有这个道理!
还有一点,同样让饶漱石很不安,既然连留苏学生出身的谷雨都不被国际信任,很难想象他们这些本土出身,站在谷雨一边的高级干部,会被国际信任,那么国际到底信任谁?
难不成只有王明博古这些把国际捧上天,对国际奉若神明的人,才是国际的自己人,其他人都不算自己人?
连谷雨这个国际培养出来的干部,都已经很不自安,那他们这些中国共产党本土培养的干部岂不是都是后娘养得?
想到这里,一向相当敏感的饶漱石同志,不由得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凭什么不能自己做主?
凭什么要事事听国际的?
凭什么让一帮子不知所谓的家伙骑在头上撒屎撒尿?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地盘,也有自己的经济来源,什么都不缺,苏俄那些支援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还不如张学良的帮助大,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自己说了算?
为什么要听他们的?
饶漱石是组织部长,他经常需要与干部们谈话,他很清楚四路军和北方中央局这两年发展的党员,绝大部分都是为了抗日,其中很多东北的同志不仅仅对日本不放心,对苏俄也不放心,很多人甚至认为两家是一丘之貉,一个占着东北,一个占着外蒙,又有多大区别 ?
虽然作为组织部长的饶漱石,耐心解释过其中的区别,但他的内心事实上也相当不安,因为事实胜于雄辩,苏俄控制中国的外蒙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七八年,日本人搞了一个伪满洲国,苏俄搞了一个蒙古人民共和国,这里面又有多大区别!
都是在分裂中国!
现在北方中央局好不容易发展壮大了,为了发展,需要重武器,希望他们可以提供;可是他们却以运输不便为理由拒绝了。
真是活见鬼了,在草原上,用几匹马就可以拉着跑的大炮,要真是运输不便,四路军的炮兵纵队还怎么移动。
是不是可以认为,苏俄本来就是在利用中国党,他们事实上并不愿意中国党太过壮大,更不希望中国统一和解放,故而他们扶持中国党打鬼子的同时,又要限制中国党的发展。
他们真正希望的是,四路军老老实实留在热河,给他们当炮灰,吸引日本人的注意力,让日本人没办法干扰苏俄的远东地区!
凭什么,你们当我们这些中国革命者是什么,傀儡?
还是汉奸?
还是谷雨同志说得对,不能什么都说,什么都汇报,事实上还有一层含义,对国际还有那些国际代言人,一定要留一些心眼,留一个还不够,必须十个,百个心眼,绝不能对他们太过信任,要不然会非常危险!
符合中国党实际和需要的,我们才执行;否则就完全没必要执行;甚至还要坚决得把他们的利益代言人驱逐出党,让那些一心一意想着中国革命的领袖领导整个党,中国革命才可能真正成功!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位领袖,这是中国革命实践证明,能够率领中国革命成功的领袖。
现在我们的事业正在不断上升,只不过现在的我们还不够强大,所以还必须委曲求全,小心翼翼;但等到我们真正强大了,就好办了,我们就可以完全自主,这也许就是谷雨同志最后那一句的真实含义吧。
而谷雨同志对南方苏区的担心,是不是可以认为南方苏区和南方中央局已经被那些人所控制,所以我们更要十分注意,不能让那些人控制住北方局。
想到这里,饶漱石同志坚定了信念,他这个组织部长一定要把好这一关,决不让那些人随便伸手,来可以,给你们高位也可以,但是你们就浮在上面吧,想控制北方局,门都没有!
也一定要把这一层意思告诉党内的同志,让他们有所警惕,只有那些真正以中国和中国党为根的同志才是我们自己的同志!
就在饶漱石同志浮想联翩之际,正在北方中央局的谷雨,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在秘书的协助下,开始处理起四路军的种种事务,他似乎并不在意他对饶漱石同志说了什么,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当然了,他事实上也确实不需要在意了!
这一次对山木支队的围歼战,打得非常漂亮,但四路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牺牲的同志高达三千人,还有八千多轻重伤员,其中将近一半再也没办法上战场。
虽然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但于四路军而言,还是赚的。
这一场血战,参战的八个旅,啃了这个硬骨头之后,迅速成熟,随着伤员们逐渐归队,四路军主力部队的战斗力有了质的飞跃,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谷雨才有底气再一次大扩军。
即便是那些重伤员,没办法继续留在部队,但同样也可以发挥作用,他们完全可以担任教官指导年轻人,或者到县大队、区中队培养四路军二线官兵,加快二线兵团的成熟。
阜新战役的胜利,迫使日本人停下了迫在眉睫的全面进攻,四路军又争取到三个月的休整时间,可以继续大练兵和思想整顿。
四路军的思想整顿,除了要继续深入进行诉苦运动和三整三查,想法设法提高部队政治素质以外,开始全面揭露民国政府的反动本质,批判攘外必先安内这些祸国殃民的错误政策,同时也揭批了大量反动军阀和恶霸地主的丑恶面目,为接下来的战斗和土改做思想动 员。
在军事训练上,四路军也根据这几战的经验,在全面推广六大战术的同时,四路军又将坑道近迫作业、狙击小分队战术进行了全面推广,四路军战术体系至此已经成熟。
从现在开始,四路军普通战士不再只有三板斧射击、投弹和拼刺,又增加了两样爆破和土工作业,各部所在的村庄到处都是掩体,交通壕,人人都在练习捆炸药,安雷管,接导火索。
与此同时,白天还要学习如何翻越院墙,登上城楼;晚上还要练习夜行军,并练习夜间村落攻防战斗,为了训练,甚至有部队跑到几十里外找碉堡试验。
而一个个狙击班要学习的东西就更多了,他们需要练胆,单人出去摸坟头;他们需要练习技术,不仅仅要枪打得准,还要会打机枪,埋地雷,掷弹筒更要打得又快又准,并向着真正的特种兵前进。
不同部队之间,还有大量的比武,比输了,不仅丢人现眼,还会影响到大扩军之后的发展,故而不管是老兵,还是新兵,都在认真学习新科目,为接下来的拼杀做准备。
相比于基层官兵,中高层官兵要学的就更加多了,他们必须熟练掌握八大战术原则的精锐,必须充分了解山区、平原、村落和城市攻防的不同特点,并根据不同特点,采用不同的战术打法。
随着部队的仗越打越大,如何进行大兵团作战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大部队如何展开,各部如何协同发展,突击部队,二线部队,预备队,炮兵如何协同;大兵团如何行军;如何保证后勤供给,等等等等,有太多的问题等待着指挥员们学习和实践,同时也不断考验 军区负责后勤的同志。
相比于辽西战场属于内线作战,对物资动员的要求不高,而即将到来的山西战役,则完全不同,对后勤的要求非常高。
十几万大军在外活动,各种武器弹药的及时补充,将士们吃喝拉撒睡所需要的大量物资,数万匹战马驮马所需要的粗细马料等等;牺牲的将士们的遗体如何处理,野战医院的设置,伤病员的救治,大批战俘如何安置,大大小小无数问题,都需要考虑到,到底需要多 少物资,需要仔细测算,这些物资如何运输最为节省,也需要认真考虑。
不仅仅需要考虑到物质因素,也要考虑到人的因素,迅速运输大批物资到几百里以外的前线,就需要动员大量的民工,动员的难度相当大,毕竟四路军控制热河没有多久,而且这也不是打鬼子。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要让老百姓有利可图,让他们愿意长途旅行,所以后勤部门需要研究出一个方案,随军常备民工一天多少花费,二线常备民工多少花费;临时民工多少花费,这些费用都要提前准备好,要保证民工能够及时拿到钱,要不然他们的意愿自然 就不足了。
另外就是山西的交通问题,众所周知山西就那么几条路,而大战之后,很有可能会出现大批流兵乱匪,这就需要派出部队保护,还有周边各种势力可能的干扰,等等。
这段时间,后勤部门整理出多如牛毛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需要-解决,而谷雨作为一把手虽然不需要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但他同样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遇到下级解决不了的问题,他需要不断协调。
每天他的案头上都有无数的文件需要处理,当然现在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他的秘书队伍也不断壮大,协助他处理越来越复杂的工作。
除了政治秘书陈伯达以外,谷雨挑选了一名团宣传部主任刘相杰作为自己的机要秘书;又从组织部挑选了一名处理文件能力很快的干事罗宗荣作为自己的日常秘书,再加上他的警卫秘书王尚仁,生活秘书马武,合称五大秘书。
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生活秘书马武,一般来说,高级干部身边的生活秘书都是贴身的人,甚至是妻子,但谷雨非常特别,他非常反感党的高级干部用自己的直系亲属作为秘书,认为这会造成政治生活的公私不分,很容易出问题。
故而谷雨下令北方中央局办公厅,下设一个人事协调科,科长由秘书长兼任,副科长由保卫部派人担任。
所有的北方局委员,地方县以上高级干部,军中旅以上高级将领,身边的工作人员,由协调科安排,不允许自己决定。
高级干部可以提出自己对秘书和工作人员的要求,然后由协调科推荐几个人,让他们挑选。
领导干部调整职务时,身边的秘书必须重新调整,不允许跟着一起离开,避免出现人身依附,反封建斗争必须从高级干部的身边做起,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
就这样,随着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北方局也变得越来越正规,越来越完善。
亲手创造这一切的谷雨默默得批示完一份又一份文件,不知不觉间,1933年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