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启动，然后一步步达到160km/h，罗章龙有些吃惊的说道，“这个火车好稳呀，简直没多少颠簸，而且也没多少声音，不管是蒸汽列车，还是内燃机车，都做不到这样！”
“这是自然，你不知道为了这个稳，花了多少钱！”
罗章龙看着窗外飞速闪过的树木，很感慨的说道，“咱们这个是世界第一，别的国家都没有的，这种车坐着舒服，国家又能赚到钱，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比一些地方干部们修的那些亭台楼阁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哪怕是形象工程，这也是最顶级的形象工程！”
“这可不是形象工程！”
“每个国家都必须有一些形象工程，斯大林晚年搞莫斯科七姐妹，谷雨同志建国初期就坚持要修新城，这两位都不是要面子的人，为什么这么干？非壮丽无以重威！”
何孟雄点点头，罗章龙越说越高兴，“本来我已经北京新城就已经足够了，但现在有了高铁，北京新城就压根算不得什么了，楼房哪里都能盖，高铁咱们却是第一个。
原子弹卫星是好，但老百姓看不到，这高铁飞驰而过，老百姓天天都能看到，这就是一堂活生生的爱国教育，以后咱们老百姓只要提起来，腰杆子就会绷直，南洋那些家伙回国，看到高铁，也只会感慨中国共产党无所不能……”
何孟雄呵呵笑了起来，罗章龙说的也是他想得，所以当发现高铁成功后，他的心情也格外好，这是这个高铁实在太贵了，要想实现全国高铁联网，还不知道要修到什么时候，“高铁好是好，就是太贵！”
“那是现在建设的好，等建设多了，经验丰富了，产品数量多了，成本就会下来，现在是1500万每公里，以后可能就是1000万，甚至800万每公里！”
罗章龙越说越来劲，“老何，你不能只算花钱，也要算进账，，高铁只有很少的部分需要进口，绝大部分都是国内生产的，高铁投资多了，整条产业链的企业税收自然明显增加。
高铁修通后，老百姓出行容易了，自然会有更多的出行，出行多了，路费多了，吃饭住宿也会多，这些都会增加税收。
这些个都是进账，高铁的本质不过是无数原料的堆集，而我们的原料产能在迅猛增加，现在或许有些困难，但未来则越来越容易！
高铁如此，各种大坝也是如此，三峡大坝现在困难，但这么一个大坝，周期最起码十年以上，咱们现在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六七年就是一翻倍，很可能三峡大坝修完，我们的各项产能会增加四倍，那个时候就压根不困难了！”
何孟雄点点头，“确实是这个道理，我们不能只看到困难，没有看到变化，只是我们现在的经济能不能长期高速稳定增长，我也不敢肯定呀，现在一些国企相当困难！”
“老何，你又片面了，一些国企是困难，但同行业的民营企业却在高速增长，这本身是国企体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谷主席很有眼光，他吸收了历史教训，一直都在大力发展和壮大民营经济，不断招商引资，扩大开放，做到了内外兼修，协同发展……”
“吸收历史教训？”
“清末洋务运动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总结！”
这位学者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分析，一开始清王朝把重点放在以军事工业为重点的官营企业，后来又搞官督商办企业，直到很晚才开始提倡国内民营企业的发展，严重地贻误了经济发展时机。
而此时已有大量外资企业入华，国内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竞争就明显处于劣势，加之得不到关税保护和国家扶持，本土企业发展就受到了压制。
而谷雨在这个问题上就十分清醒，战争和战后初期，他以举国之力建立了无数骨干企业，他就立刻改变思路，给绝大部分国企放权，同时鼓励民营企业，而且分阶段开放，分阶段降低关税，这不仅给本土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机，还促进了竞争。
而随着本土企业做大，也同步扩大开放，让更多的外资企业进来，既可以通过市场竞争，增强实力，又可以一步步走出去，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为国内的发展服务，如此一来，发展速度更快，高铁修建的速度只会比大家想象得还要迅速……
罗章龙上来就捅到了目前中央最大的分歧之一民营企业问题，何孟雄本人的态度则有些摇摆不定，他一方面支持谷雨通过市场竞争提高国有企业活力的种种设想；另一方面他对保持国有经济主体地位又十分坚持，可目前看来，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很大。
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出现问题，谷雨同志成立大型企业工委一方面是国资委确实有些管不过来，另一方面也是中央认识到竞争性国企越来越严峻，不得不单列出来让国资委加强改革，总理的意思是进行合并组成一个个大型集团增强竞争力。
但把一堆破舢板连在一起就是航空母舰了？搞不好那些搞得好的企业反而被那些搞得不好的企业给连累死，谷雨同志显然也有这样的担心，他曾经提醒搞得好的国企要真正放权，人家不愿意搞兼并，你不要搞拉郎配，但实际执行中，还是有这样那样的拉郎配……
一些竞争性国企不行，自然要扩大对搞得好的私企投资，但谷雨的动态主体地位的提法有一个天然的弊端，私营企业主不到万不得已，肯定舍不得把企业控制权交给国家，国家顶破天只能做一个小股东，分享一些红利，如此长期以往，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必然会丢失。
国企如此，集体企业甚至都不是集体企业，现在很多确权的集体经济实质上就是私营经济，只是上下都不愿意说，但不确权又不行。
集体经济看着大家都有股份，但人都有私心，偏偏蛇无头又不行，你不给带头人足够的好处，集体企业就发展不起来，甚至于一些私心重的往往会想办法掏空集体企业，把好客户好设备搞到自己的私营厂……
当然了，也有一些地方搞的确实是集体，毛泽东同志对这些企业挺有兴趣，还给他推荐过，但何孟雄同志考察了几个典型后，却敏锐的发现了一些问题。
那些集体合作社的社长和社员关系实质上并不平等，本村社员和外来打工的社员也不平等，看着社员日子过得确实好，但自由度却差了不少。
而且这些集体合作社的社长重点栽培的往往是直系亲属或者是同族比较亲近的，而其他人对这种局面并不满意，却又无可奈何，甚至于想脱离都难。
这样的集体怎么看怎么觉得封建的味道很明显，甚至于还不如那些确权过的企业，毕竟后者知道自己该分配多少，而前者的命运则寄托在社长……
他曾经和谷雨同志探讨过这个问题，谷雨的说法是不着急，等等看，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可以坚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若是做不到，说明是伪装的！
何孟雄同志虽然也认可谷雨的判断，但对目前这种局面的演变非常不乐观，现在又听罗章龙这么说，他心里自然百味交陈，难道有些东西真得难以改变吗？
“有些东西属于人骨子里面的东西，很难改变，将近一百年前是什么样子，现在肯定也是那个样子！”
罗章龙开始分析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从而国家体制之间的关系，他抨击了统一集中的帝国经济模式，以及专制擅权的国家惯性，他深深感叹，中国民众勤勉辛劳，愿意储蓄，善于发明创造，是专制痼疾扼制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进！
说到这里，他又对谷雨做出了由衷的赞叹，谷雨分阶段推行政治民主的做法是正确的，一步步进行稳扎稳打，先基层试点，取得突破在扩大，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而在高层，则在重大决策前广泛征求意见，还不断扩大言论自由，这些都是符合中国需要的政治民主，当然了，若是他在一些问题上，更大胆一些就好了！
何孟雄并没有和他辩论，有些事情，中央高层的想法和罗章龙这样的学者有显著的差异，作为谷雨最坚定的支持者，两人甚至无话不谈，他很清楚谷雨目前推行的种种到底是为了什么。
谷雨压根不是为什么政治民主，他更多的是增强组织冗余度和灵活性，核心目的是减少官僚主义，提高效率，让组织更有战斗力。
所以谷雨才会在扩大推行基层民主，扩大言论自由的同时，不断推行各种整风运动，严打运动，还有不惜血本的移民，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招数，他都用上了，这更多的是实用主义。
而且谷雨本人也对民主政治不是太感冒，谷雨同志曾经举战后的英国为例，战后英国是困难，但英国的困难并没有到不能克服的地步，也没有到连洲际导弹和卫星也不能发射的地步。
如果站在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战后如果英国是一个相对专制的领导人，大英帝国或许会放弃印度等不容易控制的地方，但新加坡、科威特等极其重要的战略和经济要地就不容易丢失，有这些地方支撑，大英帝国绝不至于那么迅速的崩溃！
在关键时刻，不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做事，这样的民主政府要来又有何用？谷雨同志还进一步认为民主制度很容易导致各种极其短视的政策，也容易造成国内的分化，本质上这种制度不过是有利于推卸责任罢了，远远比不上我党现在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
当然了，谷雨同志这些内部讲话不会对外公开，即便他百年之内，也只会在党的高层传达，对外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还是对美国人说的，我们现在条件不成熟……
何孟雄不想和罗章龙讨论这些，他笑着转移话题问道，“老罗，你对计划经济怎么看的？”
“我怎么想的，你还不知道？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就是我翻译的，德文版的马克思其他著作，我也看了不少，看了这些东西，我自然反对市场经济而主张计划经济。
而在二战之前，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不断出现，这些国家的政府管理和调节能力较为欠缺，市场经济乱象迭出，更在实践层面，证明了计划是必须的！”
何孟雄表示认可，只听罗章龙继续说道，“你还记得吗？我们接触的第一位苏俄共产党人是维金斯基，他是一位经济专家，对苏俄在短时间里以计划手段而取得的发展成就数据信手拈来，令人信服！”
何孟雄想了想说道，“这个人回国之后，后来就没有再见过了，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挺过大清洗？”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何孟雄微微叹了一口气，罗章龙继续说道，“这个世界不存在绝对的计划，计划数字只有相对意义，因为实际经济运行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譬如，农业收成与天气有关，老天爷不可能按照计划数字来提供农产品产量，咱们国家三年大旱，如何做计划？斯大林同志倒是在一五期间对农业做了计划，结果是几百万人饿死！
又譬如，如果有国际贸易，国外市场不可能按照国内计划行事，1958年美国出现经济危机，当年我们对外出口就收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些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另外，任何一个有计划的国家都必然有地下黑市，抗战时期我们各种黑市特别多，现在虽然少了，但因为我们一直实行外汇管制，外汇黑市就一直存在，而苏俄的黑市经济则更加严重，我们很多商品最终流向的就是苏俄的黑市。
而黑市经济具有无政府性，不可能听命于中央计划，也就是说，计划之外，国内的市场交易、市场化生产仍然在某些领域存在，价值规律同样会起作用。
而只要存在价值规律，计划扭曲的一切就一定要修正，迟早而已，社会主义试点区在经济上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苏俄同样也有这么一天，只不过苏俄家大业大，他们可以支撑的时间会很久……”
何孟雄听到这里，笑着说道，“你这个观点和谷书记比较类似，有一次赫鲁晓夫过来访问，谷书记狠狠得批评赫鲁晓夫的汇率改革，认为会引发大规模的通货膨胀。
而事实证明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就在最近，苏俄部长会议不得不发布命令提高了一些食物和生活用品的零售价格，这还是他仅仅进行部分汇率调整的结果！”
“是呀，我们应该感到幸运，谷主席本身也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要不然我们沿着苏俄的老路走下去，不仅容易与西方和华侨搞僵关系，还会影响发展……”
也就在何孟雄和罗章龙由高铁问题出发，延伸到经济和体制问题时，火车已经到达了终点站天津，何孟雄和罗章龙一起走出了高铁车厢，然后他们见到了河北省委秘书长。
有些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两人与省委秘书长握手后，然后开始了第二站考察，他们将前往天津日用化学品厂，这个厂解放初生产的万紫千红润肤脂是家家户户必备的抹脸油。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出口加工区和香港那边的企业大量代工欧美的日化产品，然后将学到的东西改头换面，用在国内竞争，天津日用化学品厂的末日就来了，工厂每况日下，贷款上新项目，然后新项目失败，资不抵债，然后引进了民族资本家为大股东，大规模裁员……
对这种因为自然竞争衰落的企业，何孟雄知道不可避免，他问的是善后处理，这也是他作为人大主席最关心的，而省委秘书长的回答则让他很满意，丰田汽车高速发展，各配套企业需要大量人员，这个厂被裁撤大多被丰田相关企业消化，有的拿着遣散金自己开店去了！
“你们有丰田汽车日子好过了不少，但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丰田汽车呀！”
“何主席，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不可避免，各个企事业单位从入职开始就不保证有铁饭碗，群众也能理解，等到企业困难了，一般会按照相关法律拿着遣散金离开！”
“企业的遣散金够吗？”
“现在河北确实有不少企业困难，有些地方也不行，我们正在妥善解决，只要河北的经济高速发展，困难企业职工的安置还是有办法的！”
“你倒是挺乐观，有的地方可没你们乐观！”
“我们也不乐观，不过中央民生委有这一块的经费，地方再加一些，总能给群众几个月工资，群众有了缓冲，可以重新找工作，本地找不到，也可以南下打工，最差最差也可以移民！”
说到这里，这位做过地方市委书记的秘书长笑着说道，“国家有一些保底，群众不至于饿肚子，总不至于闹事！”
“也不能掉以轻心，前段时间四川一个上万人的大机械厂出过事情，这还是转型的兵工厂呢，你们现在可以紧紧抓住丰田，但也不能只有一个丰田，要培育更多的好企业，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确实如此，我们省也在考虑培训新的发展力量，前段时间，丰田精机、天津重型机械厂等就和天津好几所大学合作研发新一代用于汽车工业的数控中心，我们这一块虽然落后于洛车，但天津的人才很多，绝对可以追上来……”
何孟雄点点头，笑着说道，“电子这一块也要大胆的搞，谷书记在意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与前世八九十年代严重的国企困难不同，这一世的中国国企处在计划时代的时间十分短暂，国企管理层市场化意识相对浓厚的多。
而对企业而言，这一世的外企竞争要小得多，大多一开始面对的是乡镇企业或者九州日本的企业，这也给国企一段时间的缓冲。
而企业职工从一开始日子就比较难过，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越来越多的搞起了劳动派遣，再加上越来越多的入城农民的竞争，这一切都让国企的职工没办法躺平，危机意识比较强。
所以国企职工不得不努力学习，希望提升技术，拿了证就算这家不行，另外一家也可以，所以一旦企业出现困难，国企职工就开始想办法自寻出路，这也避免了很多问题的发生。
而这一世中国的产业布局和中国落后的交通也给了相当一部分国企缓冲的空间，这也使得中国并没有出现前世那种同一时间无数国企急剧衰退的局面，而是相对比较缓和的，再加上经济发展迅速，这也使得中央和地方有一定的实力去解决。
不过有些东西该来的还是会来，随着开放速度的加快，中大型国有竞争性企业肯定有不少衰退的，类似于四川一家上万人的大厂扛不住，不得不大规模裁员。
职工不愿意接受裁员方案闹事已经出现，不过动静并没有那么大，毕竟只是利益问题，在省里出面增加遣散费后，矛盾就基本解决了……
相比于中国，苏俄的闹腾就比较厉害了，也就在何孟雄考察天津，对困难企业的发展投入更多的重视时，苏俄经济也开始出现困难。
正如谷雨预言的那般，苏俄的黑市和政府不定价的商品首先开始严重的通货膨胀，然后延伸到农产品，农民不愿意把各种农产品卖给国家，国家收购的农产品数量远不如计划。
虽然赫鲁晓夫加大了从中国的农产品和日用品进口，增加了市场供应，但还是没办法应对这种严重的价格和供应失衡，苏俄政府不得不提高了对农产品的采购价格，不然根本买不到农户手中的东西，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国家的物价上涨。
1962年9月17日，在古巴导弹运输完成大半后，赫鲁晓夫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国内，他不得不承认谷雨的乌鸦嘴说得对，在他的主持下， 苏俄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提高肉类、动物黄油和奶油的采购价格以及肉类、肉制品和动物黄油的零售价格”的决议，新的零售价格将于10月1日生效。
赫鲁晓夫在公开讲话中表示：“如果今天不实施这些措施，那么明天这些产品会短缺，肉类会排长队”，而实际情况甚至比他说得还要严重。
自货币改革以来，苏俄国营商店里的肉类越来越少，涨价前人们还可以高价从市场中购买到，现在国营商店价格上调，市场里的价格当然也会发生新一轮涨价，也就意味着将有一部分人吃不起肉。
在莫斯科那些发达地区老百姓还有一些家底可以扛一扛，但那些交通不方便，比较落后和贫困地区就吃不消了，由于苏俄基础设施的落后，这些地区的生活物资本来就供应不足，人民工资又低，偏偏物价又飞涨，活不下去了！
罗斯托夫州的新切尔卡斯克，这里是苏俄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当地的电力机车厂有1.2万人，但效益很差并且技术落后，人员流动率非常高。
以它的薪资待遇条件，工厂管理层只能另外招募一些有小偷小摸，投机倒把或者社会寄生等有犯罪前科以及在别处没有企业要的人来工作，工人们也没有宿舍住，因为工厂根本没有钱来安排他们的住宿。
也就在10月1日前，这个工厂的领导层竟然一口气提高了30%的生产效率标准，却没有提高对应的工资甚至还降低了，让工人们本来就艰难的生活更加难以忍受。
在10月1日物价正式上涨前，很多工人已经没办法坚持到发薪水的日子了，更让人不安的是，这座城市已经开始出现粮食危机，商店货架空空，人们有时甚至需要在凌晨1点的市场里排队买土豆。
更加火上浇油的是，9月30日，管理层明知道第二天物价就要上涨，还是对工厂钢铁车间的工人们降低了计件工资并且提高了工作定额，因此在10月1日早晨来上班的工人们迎来了双重打击。
机车厂的钢铁车间工人最先做出了反应，他们聚集在一起讨论物价上涨的问题而无心工作，车间主任试图安抚他们，但是没有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到了讨论，上午10点，200多名工人开始罢工抗议，要求提高工资。
消息传到厂长库罗奇金那里，他来到厂区的公园，立刻被工人团团围住，每个人都在关心一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到底要靠什么生活？寒冷的冬天已经到了，你要饿死我们吗？”
库罗奇金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同理心，他看到一个卖馅饼的小贩，于是随口说了一句：“买不起肉和香肠，可以吃内脏馅饼。”
这个工厂的工人本来就“见多识广”，所以立刻就有人嚷道：“他在嘲笑我们！”就这样，压垮工人耐心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
骚乱立刻发生了，工人开始不断鸣笛抗议，起初工人们也没什么口号和纲领来表达抗议和愤怒的情绪，但有有一个叫切尔尼的人找他的朋友在横幅上写下了：“肉，牛奶，加薪！”和“我们需要公寓”的口号，然后把它们高高挂在了钢架上。
而不同寻常的鸣笛声吸引了其它车间的工人和附近的居民，很多当天没有排到班的工人也纷纷前往工厂查看情况，到了下午1点时，聚集在工厂行政楼外的罢工人数已经超过4000人，这里离铁路只有100米，工人们开始拦截火车，他们聚集在铁路附近，然后用拆下的的尖桩做成栅栏当作路障。
一列客运火车最终被逼停，现场一片混乱：列车乘客被迫留在闷热的车厢里，没有水源；两个醉汉爬上了火车，对人群发表一些他们自己都不记得内容的演讲，然后互相丢酒瓶；有人在车身上写出了极端的“吃掉赫鲁晓夫的肉”；流氓砸碎了车窗玻璃；机车厂总工程师埃尔金呼吁停止骚乱，结果被人群殴打……
尽管场面混乱，但此时大多数人依然相信，拦停火车和悬挂抗议口号能够让苏俄政府听到他们的呼吁和请求，工人们也在互相提醒要和那些不理智的，趁机闹事的流氓分子划清界限，民兵和警察最后将抗议者们驱离了铁路，使火车顺利离开了。
就在这个时候，苏俄地方干部开始出来帮倒忙，10月1日下午四点钟，所有地方高层人员都汇集在了工厂里，当地的一把手巴索夫开始在阳台上向愤怒的人群讲话，群众们期待他能对罢工做出正面回应，然而巴索夫只是复述了一遍苏共中央的法令和呼吁，这无异于火上浇油。
工人们仅剩的耐心也没有了，有人大喊：“你认识字，你倒是告诉我们该怎么生活，计件工资降低了，物价又上涨了！”巴索夫不知道如何回答，然后他就迎来了飞来的瓶子和棍子……
厂长库洛奇金刚走上前想继续补充，早前已经被“内脏馅饼”侮辱过的工人们更是毫不手软，各种石头，金属零件和瓶子都砸向了他，“激进派”闯进了办公楼，撕下了赫鲁晓夫的画像，还砸毁了家具和电话，打破了窗户……
到了夜间，巴索夫终于被军队救走，当天凌晨军队和坦克已经部署在这座城市，这也给当时的民众带来强烈的冲击。
苏俄参与罢工的人都出生于1930-1935年之间，他们只在关于宣传反法西斯的战争电影中看到过真枪实弹，在年轻人眼中，赫鲁晓夫政府的这个举动背叛了社会正义和崇高理想，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而不是如他们一直以来宣传的那样，是人民的领袖和仆人。
而军队的参与给人们带来的不是恐惧，而是愤怒，而军队按兵不动的克制行为，更让人们相信正义站在自己这边，是当局背叛了人民。
因此一些反对赫鲁晓夫的传单开始在城内散播，一部分人言辞激烈地批判赫鲁晓夫和他的政府是“骗子”和“渴望权利的伪君子”，另一部分人则怀念起斯大林时代每年的物价下降，并认为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才是“带领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的人”。
没人能知道第一滴血是怎么流出来的，反正最后统计有 26 人死亡，87 人受伤，但还有一个声音是“在骚乱平息之前，已有数百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非常有意思的是，老百姓的反抗是有价值的，在罢工尚未结束时，商店里就出现了各种食物，科兹洛夫还向工人保证，会取消刚刚实行的关于降低计件工资的规定，臭名昭著的厂长库洛奇金被开除党籍，免去厂长职务……
这场因民生问题引发的流血事件给苏俄政府带来了强烈地震撼，赫鲁晓夫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中整整半天，他的脑海中无数次想起了当日谷雨的提醒。
赫鲁晓夫不觉得自己的做法有问题，他也不觉得苏俄的制度有多大的问题，他反思之后，唯一的结果就是苏俄干部的官僚主义问题越来越严重，他必须更多的加快干部的调整，同时也必须让干部更专业化，农业干部管农业，工业干部管工业，一个奇葩的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酝酿。
同时赫鲁晓夫决定加大从中国的进口，必要时可以拿出宝贵的黄金从国际上购买一些物资以增加国内的供应，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而为了弥补这部分缺口，他又看向了石油，第三巴库的勘探结果是极其辉煌的！
但不管赫鲁晓夫如何想办法，他都不得不面临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随着苏俄短缺时代的结束，苏俄计划经济的弊端越发明显，苏俄不得不踉踉跄跄的前进，艰苦的寻路。
而同一时期的中国，也随着工业化的迅猛进行，已经进入到一部分短缺，一部分过剩的时代，而谷雨此前的种种布置，正在发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此消彼长，中苏两国的力量差距也进一步缩小，不过此时真正能够明白这一切的并不多，而就在不知不觉间，时间来到了1962年10月，美苏两国冷战期间最激烈的碰撞终于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