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白菜的苦逼 数字∶6434 吐槽∶70 更新日期∶2022-06-2714∶16∶05
在这一次出京前,毛泽东同志的心情相当好,因为经过几年的不断配酿,各地的合作化都有比较大的起色, 各地已经广泛出现这样那样的互助组、副级社, 高级社也不断出现,而几个合作化运动试点区,也已经全部实现了高级社,甚至有些地方直接搞出了公社。
尤其是进入到1946年之后,这样那样的高级社不断出现,在中央没有明确态度之前, 地方搞出了这么多高级合作社, 恰恰说明群众对集体化的积极性。
台作化运动蓬勃发展,很奇怪的是,省一级一般态度相当暖昧,而地市到县乡区两级态度反而比较积极,而且越往下变得越积极,各种情况反应上来,党内产生了不小的争议。
一些同志的态度比较积极,认为越往基层,越喜欢推行合作化,恰恰说明合作化搞得好,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好处,要不然为什么基层的态度会很积极;而省一级的态度暖昧恰恰是因为受到了党内反对声音的影响……
有些同志,比如中央农委主任邓绍齐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基层喜欢推行合作化,是因为合作化很方便基层收取农业税,相比于问农户征收,直接间合作社收税,能够更好的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所以越往基层,越喜欢推动合作社。
而省一级暖昧除了省级领导们观看风向匹外,还有一点,中央对省一级的考核比较复杂,农业收入只是其中一项,影响因素相对有限,在中央没有明确态度前,省一级推动集体化的动力不足
邓绍齐同志是老战友, 毛泽东对他的话自然愿意听进去, 他也知道地方喜欢搞合作社, 确实有很多其他因素, 方便收农业税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一点要从谷雨非常有特点的乡村管理制度说起。
各级最基层的村支部书记大量安排革命伤残退伍军人担任,他们同时兼任民兵队长,而管理他们的是各级人民武装部。
人武部门主要考核的征兵、民兵预备役建设和退伍安置,这一块做好了,村支书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县乡两级的物资征收任务,人武部门并不是很关心。
这样一来, 矛盾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 村支书的实际任免权出自人武部, 各级人武部和军分区实行的是直辖制度,地方党委一把手虽然是第一政委,但事实上恨本管不了·
既然地方对村支书没有任免权,他们自然对县乡不怎么买账,也敢于抵制县乡两级的不合理要求,只要做好了军事相关工作,天王老子也不怕。
县乡两级对这种局面十分不满,尤其是乡一级,他们不断被市县压放各种指标,压力山大,偏偏下面各个农村的支书又不听指挥,对各种物资征收任务不断提刺,有什么事情就跑到县乡两级人武部反应情况。
偏偏各级人武部往往会站在退伍老兵一边说话,尤其是县乡政府搞一些上级没有同意的摊牌时,就非常容易出现问题,一旦被发现,吃不了兜着走。
问题是有些摊牌又是必须的,无奈之下,乡政府也只能和这些退伍老兵们好好商量,一些不合理要求就不得不拿掉,遇到一些真正困难的,也只好减免,当然了,也有一些地方,乡一级和支书主任们关系很好,联手超额完成任务。
不过这两路人马不是一个系统,而且随着伤残退伍军人增多,就算县乡能搞定支书,也不能保证其他退伍军人不闹腾,偏偏这帮人都认识字,见多识广,在群众中威信比较高,大多又有些家底,他们对过多的征收农业税意见很大。
这样一来,每年各种指标,乡一级能够完成85%算是及格,达到95%以上就算优秀,很少有100%完全达标,甚至是超过的。
中央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明白谷雨搞出这一套更多是为了制衡地方,避免地方征收过度告成问题,而抗战期间,情况特殊,农村稳定相当关键,少收一些粮食,后方可以更稳定一些。
中央虽然定了一个较高的指标,但地方真要完成不了,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怎么追究,当然了,这也跟此时可以得到美国各种支援,又可!从从南洋搞到不少狼食有关,所以在挺过了1942年的华北旱灾后,43年之后,中国的粮食问题并不算很突出。
按照谷雨的说法, 这叫放水养鱼, 前几年抠的太狠, 这几年能要到外援, 就少收一些,让农民喘口气,等过几年农业条件好了,产量上来了,农民也有些剩余了,再加大征收力量也来得及。
就这样, 从1943年到1945年, 虽然外面枪炮声连天, 但此时战争已经打到了国外,中国农村几乎没什么影响,反而因为桐油、猪鬃、丝绸、中草药这些买上了好价钱,很多地方的农民狠赚了一些钱。
再加上水利建设、农田改良、良种推广、农业技术推广都到达了一定的程度,农村粮食产量不断增加,而农业税虽然高,但勉强也能接受,所以这三年,农村日子比抗战初期要强了不少,农民各种积蓄也慢慢有了一些。
中国的农民苦惯了,有了粮食之后,除了一部分不顾忌长远的蠢人,很多人不敢开肚皮吃饭,小心翼翼的存起来备荒。
而有些农作物比如小麦,可以放十几年,三年时间足够囤一些了,赵滩就有个别人家囤了上千斤……
但到了1946年情况不一样了,此时规幞空前的一五计划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中国大地到处都是工地,一个个工厂立起来的同时,自然就是非农人口激增,这也意味着粮食需求量激增。
而与此同时,受战乱影响,战后各国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价格飞涨,谷雨对此早有预料, 战争期间他就在利用各种机会想法设法的储备粮食, 此时他乘机出口了大批粮食,换取各种各种技术和设备。
这么多粮食怎么来,除了战时储备的那些队外,其他的只能从农村收取,偏偏此时猪鼻、桶油、丝绸等传统出口创汇产品又不值钱, 所以制定1946年相关计划时, 中央不仅指标定得比较高,还特别强调要保证粮食征收任务按质按量的完成,言下之意,过去可以拖欠,现在不行了。
而在这一轮大裁军中,大批军队干部被放到了基层,县乡两级政府队毒攻毒,让军队干部负责征收粮食,而为了保证征收任务完成,中央又指示各级人武部门不要干预地方工作, 要服从建设大局, 这两手一出, 地方人武部门就不好说话了……
而没有了地方人武部门说话,村支书们自然干不过县乡两级政府,只好更加配合,想法设法完成各种物资征收任务,想再和心人前一样,减少征收任务,已经很难做到了。
同样也就在此时, 县乡两级政府也找到了农村工作的突破口, 这几年合作化运动推广之后,县乡两级政府很快就发现,他们在乡村搞出一个个合作社之后,可以直接把农业税征收任务交给合作社,而有本事搞合作社的基本上都是种田能手,完成90%以上收购任务可能性很大。
更重要的是,谷雨同志推崇专业的事情交给懂行的人去做,所必各个副级社的社长都是经营能手,而一旦合作社变成了高级社,社长必然是经营能手。
虽然村支书还是退伍军人,而负责经营是合作社社长,这也就意味着乡党委乡政府可以直接跳过那帮子讨厌的村支书,直接和这些经营能手打交道,而经营能手们就比较好对付了……
所以很奇葩的一面出现了,县乡两级政府不断推进农村集体化,而各村的村支书们,等一段时间反应过来了,利益相关,他们普遍反对搞高级杜,就这样,各种各样的博弈开始了!
而这一次发生在毛泽东同志眼前的就是一场农村小小的博弈,不过与普遍存在的村支书和高级社社长之间的博弈不同,王文启和胡松林的博弈还有另外一层,那就是农村未来发展路线之争。
王文启确实是经营能手,而且为人公平公正,要不然他的初级社也不会有那么多农民加入,而随着初级社出了名,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王文启搞起了高级社。
赵滩与很多地方不太一样,安排在赵滩的村支书身体不好,又姓王,论辈分还差王文启一代,见面还要喊叔,王文启既能干,又能服人,自然就成了赵滩实际上的一把手,赵滩高级社迅速办起来,也跟村支书不太管事有关。9654850
不过初级社只需要管理十几户农民,王文启努力一把还能照应过来;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一下子扩张了十倍!人外,王文启就照应不过来了,不得不建立了六个生产队。
到了这一步, 麻烦就出现了, 赵滩姓王的人家比较多, 王文启坐上了高级社社长,也算是出入头地了, 王家人自然就站在他一边, 投获报李, 他也不得不维护王家人的利益,这自然引起了其他姓氏群众的不满。
还有一些老弱病残, 生产资料比较少的穷哥们, 王文启必须一碗水端平, 影响到一些经营能力比较强的农民不满,所以他这个高级社,各种狗屁倒灶的事情还真不少。
到了1946年,各项指标搞了,要想完成乡里分配的任务,王文启必须想办法增加粮食产量,而赵滩处在平原地区,人口稠密,想要增加粮食产量,只能想法设法改良盐碱地。
赵滩属于黄河中下游平原,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黄河中下游土地盐碱化严重,赵雕也不例外。
大片大片的土地荒芜,长着各种荒草,除了能种一些高粱以外,啥都种不了,王文启就把主意打到盐碱地上。
农村改良盐碱地的办法要么就是搞水利工程, 挖出一道道沟渠, 深井排水, 达到防止返盐的目的。
除此以外, 就是物理改良法, 也就就是客土法, 通过平整土地、客土、压沙、松土、抬田等措施,破坏土壤毛细作用,阻断盐分向地表的进一步聚集。
不管是搞水利, 还是客土法, 工程量大, 费用高, 经济成本不合算, 必须长期组织农民起来干活,而好逸恶劳又是人的本能,王文启要想做到这些,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动员全村的力量兴修水利,每一个劳动力都不能放过。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和王文启的想法一样,一门心思只想着精耕细作,从土地上多赚点钱,比如胡松林,他对现在的生活已经非常厌倦了。
他在1943年的苏德战场上光荣受伤,伤愈之后,他拿着苏俄给出的慰问金兑换的几百元胜利币,再加上国家提供的退伍金,被安排到村里担任会计,这是一笔不少的钱, 拿着这笔钱, 胡松林修了房子, 又娶了媳妇, 现在孩子都有了, 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人生目的算是实现了。
不过成家之后,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负担比较重,光靠一个村会计职务,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也没办法,他也干不了重活。
不过胡粉林花费不小娶来的媳妇挺能干,养了一些鸡,还会纺纱,一家人勉强凑活着,胡桃林剩下的那些慰问金则被媳妇藏起来了,逢年过节扯块布,买些礼物都是需要钱的,没点储蓄怎么行。
大老爷们日子过成这样,胡松林心里很不舒服,而就在此时,他在战场上救过的一个战友, 从德国回来, 除了带来了上百块钱的礼物!外, 竟然拿出了五百块胜利币, 这是好大一笔钱……
胡桃林死活不愿意收战友的钱,就算给,也要给那些牺牲战友的家属,让他们过得更好一些,他勉强还能过下去。
不过战友这一次来访,却彻底打碎了胡桃林安稳过小日子的心思, 战友随随便便就拿出了五百块胜利币, 这也意味着他手里最起码有好几千胜利币。
而据他所说, 活着回国的人只有多的, 没有少的, 没想到万里之外的欧洲竟然这么富裕,这资本主义咋就这么富裕呢
越想,胡松林心里越难过,若是不受伤,他不也去了德国吗?不过转瞬间,胡松林又想起了炮火无比激烈的战场,或许他死在苏俄也不一定……
不过眼看着当年的战友们都过上了好日子,他也不能太差了呀,可问题是当会计,一年到头就那么点收入,贴耐家用都不够,什么时候能赚到几千胜利币?
胡松林随军征战, 去过万里之外, 见识广博, 甚至还学会了一些俄语, 可以说非常聪明,他和战友感慨了一番后,又聊起了战友退伍后的安排。
战友告诉他, 他已经拒绝了组织安排的工作, 多拿了一笔副偿金, 现在和几个懂得俄语的老战友一起做中俄边贸生意。
国家对中俄边贸采取的是鼓励态度,管得并不严,他们是自谋生路的退伍军人,又有老领导在买卖城,他们已经拿到了一个边贸许可证。
众所周知, 老毛子爱喝酒是出了名的, 把国内的白酒运到买卖城或者其他边界的交易点,可以轻而易举的换来一些建筑材料,不管是钢筋,还是水泥,只要拉回到内地,就是几倍的利润。
不过战争期间白酒收得税收很高,即便是战争结束了,各种税还是很高,不过国家并不管制白酒的贩卖销售,不过国家大厂出产的白酒,往往直接销售给供销社,对外出口, 或者对内销售, 没有关系, 也搞不到那么多白酒。vjvg2
但是农民谨年过节总喜欢喝点土烧酒什么的,而对这一类的土烧酒国家管得不严,只收取一些定额税,而河北农村幢得酿酒的人不少,各种各样的土酒作坊据说不少……
听到这里,胡松林立刻就明白过来,老战友这一次过来,除了看望他,还想让他办一个土酒厂或者帮着收购土酒……
果然, 老战友很快就提到了这一点, 只要你能搞到酒, 不管是自己酿造, 还是收购来的,我们都要,算你一股子,说完又把那五百块钱塞给了胡桃林,就算是定金了!
胡松林虽然只是一个村会计,但他得到过二等功,在安国这一带退伍军人中也算是佼佼者,认识不少人,他很快就用这五百块钱搞起了土酒收购。
这个生意不难做, 安国周边各县懂酿酒的人不少, 生产老白干的衡水酒厂就在时近,胡松林把土酒收购过来,雇人运到石家庄就可以了。
仅仅一个冬天,胡松林就赚了一千两百块钱,而其他几个身家丰厚的老战友,各个腰包鼓鼓,老毛子的钱真是好赚……
胡松林有了钱之后, 想法就更多了, 他一个人发财不行, 也要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左右邻居一起发财。
所也人胡松林就起心思搞一个酿酒初级合作社,各种酿酒的器材也托战友们购买,大家一起酿酒,年底他拿大头,人人最起码可以赚一笔。
胡松林的设想就是乡镇企业的雏形,并不奇怪,这些年大大小小的乡镇企业已经冒了起来,但胡松林的事业还没怎么起步,就遇到了麻烦。
此时整个赵滩的老少爷们都是高级社社员,不过胡松林也没怎么多想,谷书记说了入社自由,退社自由,退出来就是了,问题是入社容易,退社难。
王文启想整修水利和盐碱地, 劳动力不够, 王文启自然不能接受社员退社, 而且此时赵滩台作社已经出名了,全村都在合作社中,一旦有一个人退了,高级社就要降格,到时候赵滩必然更加出名,不过这个名谁都不愿意出,落后
本来这件事有解决的办法,胡松林在高级社搞一个酿酒作坊也就可以了,但是王文启认为农民就应该种地,把宝贵的粮食拿出来酿酒这就是犯罪。
胡桃林是伤残退伍军人, 乘着冬天贩酒贴补家用, 王文启可以接受, 但是他在赵滩搞酿酒作坊,王文启绝不能接受,不管胡松林怎么说都不行。
一来二去, 矛盾就大了, 王文启不仅不同意胡桃林搞酿酒作坊, 还把他买来的那些酿酒工具全部没收了,胡松林也不客气,跑到县乡武装部去上访,然后根据得到的资料,给王文启定了多项罪名,其中最严厉的就是欺瞒上级。
就算王文启怎么会种地,在没有化肥的年代,粮食产量是相当有限的,又要足额完成国家的任务,赵滩的老少爷们过得并不好。
不过赵滩出了名之后,上下都要打造这个招牌,县乡两级都给了一些私贴,让王文启的招牌打得更亮, 这些耐贴掌握在王文启手中, 王文启就算再怎么公正, 也必然亲疏有别,而这些事情又根本瞒不了胡松林……65365120
王文启之所以那么着急搞盐碱地改良,也跟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上面给耐贴,要是对景下来,就是欺瞒组织,凡是知道的人都要倒霉.
面对胡桃林的折腾,县乡两级费了好大的心思,勉强压住,恰好此时,毛泽东同志要过来考察,还有人专门过来安电话。
王文启终于坐不住了,他干脆让王家的民兵把胡松林一家看了起来,知情的人又耐打发到别的地方上工,但没想到胡松林竟然有这样的本事,偷偷跑了出来,而看管的民兵竟然还不知道!
事实上,王文启并不知道,他得罪的不仅仅是胡松林和他的亲戚朋友,甚至于四乡八邻的退伍军人,有发财的门路,你不让,那就赶你下台,有这么多人帮忙,打掩护,胡松林在这个节骨眼冒了出来,一点都不奇怪。
面对胡松林的不断攻击, 王文启急眼了, 他也把这些年自己的辛被史说出来, 这么多人一个高级社,一天那晚那么多破事,还要按质按量上交税收,太难了!
胡松林说得好听,酿酒可以赚大钱,但酿酒要粮食,而赵滩老少爷们加一顿,饱一顿,你是会计,你不知道吗?
胡松林则气得直砸拐杖,“我酿酒赚来的钱,完全可以买踉,比你土里刨来的那点粮食多多了,这笔钱你怎么不算?自己蠢不算,还要把整个村子拉得跟你一样蠢!"
“我们是农村,本来就应该交公粮,哪有花钱买公粮的?”
“为什么不能只要能赚到钱,让家家户户过上好日子,干什么不行,为什么一定只能种粮凭什么农民就要一辈子种粮"
面对胡桃林的一连串反问,毛泽东同志却沉默不语,此时此刻他深深得体会到三农问题的极端复杂性。
如果站在国家的角度,赵滩就应该多种粮,尽快完成国家的生产任务,胡松林想酿酒那简直是犯罪,必须要严厉打击;
但如果站在赵滩的角度,胡船林的做法反而是对的,酿酒不仅能赚到钱,提高赵滩老百姓的收入, 还能交换到苏俄的钢材, 何乐而不为? 眼食金贵, 交换过来的苏俄钢材就不金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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